根据刑事侦查理论表明--贵州建设工程律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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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首先，关于血型。辩护人在法庭上反复强调了法医学文献记载：血型可作多种分检，分检后可组合成l296种，本案三种0型血(不同颜色)没有做分属检验分析，不能作为证据来运用。特别强调指出：我省高院l995年审理的石尔土判例，就是在血型错检中出珧的冤案。当然还有姜自然案等不能一一列举。本案中的0型血，同样不能排除其他各种来源。
 

   其次，关于血迹的颜色。根据刑事侦查理论表明：血迹在新鲜时呈晴红色，陈旧时则变为红褐色、褐色，以及紫褐色。本案三处血迹尽管与被害人血型相同，但分别为紫红色、紫褐色、红色。可以肯定说这是三个不同时间、不同来源形成的血迹。而被害人从死亡到发现尸体勘察现场为l‘三天，  『‘三天的血迹绝不会变成紫褐色。因此，不能简单断定三处血迹就是被害人的血迹，必须通过分检科学鉴定。

    最后，从血迹的流向、形状上看，也与本案案情相矛盾。炕墙上几处流柱状血迹，应是从炕墙上方垂直流淌下来的血液形成的。据被告供述杀人不是扼死，肢解又是在屋中间与炕墙有一定距离的地上进行的。即使是肢解尸体所发生的血迹，也应是大量喷溅状或擦蹭状，。而绝不可能是些微少流柱状。因此，勘验笔录所认定的流柱状血迹，与公诉机关认定的“本案案情发生的真实现场活动’湘矛盾。
 

   至于衣服上、扫帚上所验的“人血”因无血型，就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了。
    七、关于供述与“杀人现场’勘察笔录之间的矛盾
    王有恩供述：作案后P将碎尸时用的十皮纸烧掉，后用扫帚蘸水将地而清洗干净。’，卷载pl47《王有恩住宅勘察笔录》中称，‘地而灰土较多。”邻居(见姜某、贾某等I‘人证言信砸实，案发前后，王有恩家没断过人，也根本没刷过地。如何证明“地而清洗干净”的r牛皮纸被烧掉”的纸灰证据又在哪里?

  八、关于被告供述与起诉书认定的作案工具之间的矛盾
    起诉书根据王有恩供词：“我用锹把打他两下”，“我看见他的脑袋上有血”。(0044旭鉴定结论，木棒上没有检山血迹来。
    王有恩供认作案的于斧是从小乙子(付某)家拿的，但斧子在1995年9月21日找到后(见法院收条)，一审法院也曾对此持异议(见1995年9月25日退补函)。令人不解的是，49号起诉书和二次一审判决对此重大案情都没有说法，仍然认定是用于斧肢解了尸体，
其依据何在?
   

     别应当指山的是，‘作案”时用的片刀，也是依据被告供述来认定的，卷载商店山具的两张售货票与被告人两次供述的时间、买刀的价格也相矛盾。连丈刀的售货员齐某也没作证实。因此，对于作案工具的来源、去向至今仍无据可查。

    九、供述中所称的被肢解的尸块、血衣0‘四个编织袋”等物证均查无实据，不能认定
   

   诉书根据被告人供述认定的尸块、衣物、作案工具分装四个编织袋抛入江中，但至今除躯干外，其他三个袋子均没找到。被告人供述的抛尸地点泵房也没发现血迹。如何认定“肢解八块连同作案工具装入四个编织袋，由米某协助抛入江中”呢?
  

  本案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指控被告犯有杀人罪不能成立。
    纵观个案，起诉书所依据的卷载个部书证、证人证言、鉴定结论、现场勘查笔录等，除了能证实江中打捞上来的尸体是被害人王俊波外，对于被告王有恩杀人、肢解尸体的时间、杀人现场、抛尸现场、作案工具、王有恩家的血迹等都不能作山与被告王有恩犯罪有关联的
确切证实。特别是本案两被告均申诉有刑讯逼供的情节，并除在公安局供述后一直否认自己的违心供述。